风水是关于宅居、冢墓营建中的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它源于人们对命运预测与调整的心理需求，曹魏时期，名士嵇康与阮侃曾经就“宅无吉凶”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本期的名人风水带你去了解嵇康的风水学论述
风水是中国古代社会民众最为重要的信仰之一，其影响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而且对士人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士人的态度、观念和立场，又直接塑造了风水之术的发展轨迹及风水信仰的历史形态。
曹魏时期，名士嵇康与阮侃曾经就“宅无吉凶”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所谓“宅无吉凶”就是讨论风水是否真的能够决定或影响个人、家庭、家族乃至国家的命运。嵇康与阮侃的这场讨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关风水的系统辩论，对中国古代风水信仰发展走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士人对风水问题的关注，与风水发展、演进的历史相始终。早在风水之术的萌芽阶段，就有士人就对其提出了批评和否定。《左传·昭公三年》载晏子所称的“非宅是卜”就是一个最早的例证。进入两汉时期，风水与儒家孝道思想及社会厚葬之风相结合，使得其市场急剧扩大，信仰阶层也逐步上移，风水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普遍信仰，这引起了一些士人的严重不满。
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充与王符，都曾对风水提出了批驳。尽管这种批驳只是一种缺乏思想深度的自发反思，但他们所提出的“吉凶兴衰不在宅”的命题，成为曹魏时期嵇康、阮侃辩论的先声。“吉凶兴衰不在宅”，被嵇、阮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辩题之一。
众所周知，风水是关于宅居、冢墓营建中的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它源于人们对命运预测与调整的心理需求。因此，在信奉风水的人看来，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术数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命运”问题。
针对当时社会盛行的风水信仰，阮侃首先分析了其产生的主观原因。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将“寿夭祸福”寄托于“安宅、葬埋”等种种风水禁忌之上，是因为人们不能够把握生命中“寿夭祸福”的真正原因，因为“不见性命”，不懂得“性命自然”，所以才“妄求”。
在阮侃看来，人生的寿夭穷通均取决于人所秉承的自然“性命”，并通过骨骼面相表现为外在的“相命”，即他所称的“万物万事，凡所遭遇，无非相命也。”人生一切都是由“性命”所决定的，祸福既定，人力无法改变，即所谓“祸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既然人的命运决定于“相命”，那么住宅、冢墓的禁忌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三公”的住宅不可谓不吉，但让普通老百姓去住，并不能使其成为“三公”。
在“性命自然”理论基础上，阮侃还批判了“五音”、“时日”等具体吉凶推演方法。他说，地的吉凶就像一个猎人外出狩猎，丛林之中或遇到虎，或遇到禽。
对于猎人而言，遇虎为凶，遇禽为吉，而这和地的东西、背向等方位并无关系。住宅或葬埋之地的环境与方位是确定的，并不因为五行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所以，通过这些方法所确定的方位吉凶，并不可靠，人的吉凶主要取决于“福德”和“刑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