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及其编著的佛教典籍——史原朋
雍正分析“魔藏原非全无知识，只因离师太早，烦恼妄想，贡高我慢，只图争胜，欲于法门中独出一头，不顾己之脚跟全未着地，欲装点智过于师伎俩，捏定一〇、四法、双头等名相，拟为超师之作。每立一妄语，即捃摭文史，穿配古德言句，以证实之”。
而其弟子“魔忍所著《五宗救》凡十卷。首列总论三篇，明伊师所捏一“〇”为千佛万佛之祖等魔说，为西天四七，东土二三，历祖相传之宗旨。次叙七佛以至黄檗。次叙临济宗，自临济以至法藏，凡三十一人。次标余宗，惟载云门漏仰法眼曹洞六人”。这部书“其大意皆所以申法藏之魔说。而其最要眼目，在临济为五宗之长，而法藏为临济之嫡骨，且使天下后世知伊又为法藏之肖子也”。
由于“当日魔藏取悦士大夫为之保护，使缁徒竞相逐块，遂引为种类，其徒至今散布人间不少，宗门衰坏，职此之由”。如果“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因此谕令“着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
同时雍正亲自“将《五宗救》一书，逐条驳正，刻人藏内。使后世具正知见者，知其魔异，不起他疑”。将《五宗救》一书中“狂悖甚者”，亲自摘录八十余条，开始逐条驳正，希望将来可以编人大藏，以开人眼目。但是，由于雍正”万机无暇”，一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春才子脱稿：
雍正认为，“曹溪清派，何可容此浊流？况此魔说，与魔子孙，流落人间，末学受其无穷之遗毒：法眼慧命之所关，朕岂忍不辨其是非”？雍正强调，“天下后世，必有蒙朕眉毛拖地之深恩者：须知此魔之不可不辨，因其为佛界之魔：此异之不可不拣，因其为同中之异”。这就是雍正编著这部《拣魔辨异录》的线起！
九、《御录经海一滴》的编选
在完成了《御选语录》与《宗镜大纲》的编选刻印工作之后，雍正又开始了《御录经海一滴》的编选工作，雍正编选此书，一是心慕永明《宗镜录》，因而仿效要编选一部佛经精要本，二是要以禅宗见地要对大藏经襄的主要佛经进行一次新的选编。
在该书序文中，雍正自述说，“节录《宗镜》之后，因而泛览经文：……爰思五千教典，广博无涯． 目览心周，实为不易，乃推广永明纂集《宗镜》之心，即用朕前此节录《大纲》之例，亲御丹懦，随披随录，既以受持读诵，即以刊刻颁行，导引群生入于如来普光明藏、大智度海”，
一方面，雍正举例说，“《金刚经》，有演四句偈之说，佛口亲宣也？《大般若经》六百卷，而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二百六十字摄其指要”。
另一方面，雍正又指出，“释迦牟尼文佛大智慧海中缘起妪生，度诸众生，令人无余涅盘，普说三藏十二分，文字至为浩瀚：然佛所觉了一切诸法，未说者无论，其已说者，自西天来至震旦仅百分之一耳”。
他认为，佛经裹“凡诸问答，皆属一期方便之门。不特所问之答，为佛所开示众生，即所答之问，亦乃佛所幻化敷宣。无非析理分条，穷业识之万变；发蒙振膑，烛深覆之群幽。……其问也，列千千之病状；其答也．示一一之良方。迨其药病双消，法尔问答俱寂，所马化人问幻士，谷响答泉声，以八万四千尘劳门，作八万四千功德藏”。
那么雍正是怎么从浩翰的大藏经中进行选择呢？雍正在“万几余暇”中，对于《般若》、《华严》、《宝积》、《大集》等这类大经，因其“卷帙浩繁”，的确未及遍阅。遂对《圆觉》、《金刚》、《楞严》、《净名》等这类小经，因其“展诵易周”亲自各选录数十则。
雍正自己承认，“至于教典，向来从未研究”。但同时他强调“既悟之人，根本教乘一贯，若不与佛口相应，设使妙证，亦非究竟。不见达摩直指人心，传此教外别传，而今以《楞伽》为印证乎”？并举例说，迦叶、阿难、马呜、龙树等，均是西土教外别传之祖；然而种种诸经，皆迦叶令阿难述其所闻于佛者；又如马呜、龙树，亦复造种种诸论。因此，“何有一经一论，不出宗门祖师之所绍述”？
雍正以禅宗见地，强调说：“昔如来以不说说，故四十九年未尝转法轮；迦叶以不闻闻，故毕钵岩中无人聚会，而三藏十二分不曾着一字。”从这个见地而言，因此他选编《经海一滴》，“以不拣择拣择，故所采所录不独震旦经藏，未尝缺遗一言一句，即西天未来古佛未说者，亦复不增不减，无欠无余焉”。
最后雍正总结道：“学者如欲广览灵文，既可于是先窥其奥闽。如欲直探骊颔，更可从兹即届于宝城。但莫执义上之文，随语生解；要须探诠下之旨，契会本宗。言言冥合真心，一一消归自己。将积此众微，定到须弥之高广；且举斯一滴，已同渤懈之清凉矣！”因此，雍正把这个经集名为《御制经海一滴》。
十、清朝《龙藏》的编刻
清朝《龙藏》又称《清藏》，广义来讲，可以说是自雍正十一年(1733)的《御选语录》编选就开始准备了，在后来的雍正《御制重刊藏经序》裹，雍正首先记叙了自“西汉伊存口授佛陀经典”至明永乐间北藏、南藏的大藏经刊刻历史，紧接着他说道：“朕敕几之暇，游泳梵林，浓薰般若。因阅《华严》，知卷帙字句之间，已失其旧。”所以“爰命义学，详悉推究，讹舛益出，乃知北藏核本刻于明代者，未经精校，不足据依”。
雍正感慨“夫以帝王之力泐成(明朝)官本，犹乃如是，则民间南藏益可知已”。于是他敕令“爰集宗教兼通之沙门，在京贤良寺，官给伊蒲，晓夜校阅，鸠工重刊，欲俾震旦所有三藏，不至简错字讹，疑人耳目”。开始了藏经刻印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