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鲁迅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和佛教文化的滋养，他的人格力量与创作成就跟佛教有着重要的关系。
鲁迅生于1881年，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时已37岁，在此之前，主要是为日后的创作打坚实的基础，其中佛教思想和佛教文化正是坚实基础中的重要基石。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民三以来，鲁迅开始看佛书，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民三”是1914年，我们看这一年的《鲁迅日记》，他购买了《释迦成道记》、《金刚般若经》、《发菩提心论》、《大乘起信论》等佛教书籍达80余种。
1915年7月，鲁迅逐句校对高丽本《百喻经》，并在书后记下“以日本翻刻高丽宝本己丑年本校一过，异字悉出于上。”《百喻经》又名《百句譬如经》，是佛教寓言集，古印度僧伽斯那著，南朝齐时印度来华僧人求那毗地译。1915年鲁迅为母祝寿，特地托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前后汇款洋60元。印成后尚有余资6元，又拨刻《地藏十轮经》。以后他曾将《百喻经》用来送人，如1916年5月记“送朱造五《百喻经》一册”，可见佛教书籍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
1916年鲁迅在继续购买《净土经论》、《妙法莲华经》等书外，还买了大量的寺碑、庙碑、塔铭等佛教碑帖，这一年他以13个晚上抄录《法显传》共12900余字，并记入日记。《法显传》是记述东晋高僧法显等赴中印度寻求经律的事迹，法显为求取真经，渡流沙、越葱岭、泛沧海，在几十年时间里历尽千辛万苦。这种舍身求法的精神确实令人肃然起敬。1936年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认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而有力地驳斥了“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的”论调，指出“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
鲁迅与佛教的关系并不始于1914年，不仅此前他的“书帐”中就己记载购过佛教书籍，而且他年幼时寄名佛寺，拜长庆寺住持龙师父为师，师父赠以银八卦一件，上镌“三宝弟子法号长庚”。1936年已享盛名的鲁迅写了《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怀想“半个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感到“我们的交情依然存在的。”
毫无疑问，鲁迅现在也已被认作是“中国的脊梁”了，但至今人们在研究鲁迅时，却很少提到他与佛教的关系和佛学给他的滋养。现在做学问、写文章、搞创作的人虽多，但少有像鲁迅那样先打扎实的良好的文化修养基础，而是急于“出成果”，追求作品的问世数量，对于太多的浮躁、太多的的功利观念，我们的一些作者也要像鲁迅那样多接受一点佛教思想，多得到一点佛教文化的滋养。（信息来源：摘自《普陀山佛教》）
编辑：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