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1881-1936)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为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1902年赴日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由于一次“日俄战争”影片的强烈刺激，遂决定弃医从文。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上第一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性艺术性完美结合、影响十分深远的小说、杂文、散文以及散文诗。其一生著译甚丰，有约近1000万字的作品留世。

杂文是鲁迅先生一生运用最多的文学形式。通过杂文，鲁迅先生显现出他的不屈不挠、卓然不群地与旧势力、邪恶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者形象。其杂文形象性很强，具有十分浓郁的艺术色彩。文体自由多变，文风或泼辣犀利，或锋芒毕露，或严峻凛然，或清新隽水，或意味深长，或只可意会，多姿多彩而不拘一格。他的杂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有重大影响的一种文体，是研究鲁迅先生的必读之作。而且其杂文集取名也颇有杂文的风格，具有深刻的寓意，下面作一简要介绍。

《热风》是鲁迅先生的第一本杂文集。1925年11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收录作者1918年至1924年所作杂文41篇。这些先后发表在《新青年》、《晨报副刊》上的短评，“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其中，欢呼新思潮的《圣武》、反击封建复古派和保卫新文化运动的《估<学衡>》及《反对“含泪”的批评家》等篇颇有影响。作者说，“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这本杂文集深刻地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战斗风貌。

《华盖集》是鲁迅先生的第二本杂文集。该杂文集最初于1926年6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收入作者1925年所作杂文31篇。鲁迅先生这一年所写的杂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所写的还要多。“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作者因此而交上了“华盖运”，(华盖星，其形如宝盖之状，此星主孤独。凡人逢华盖星死绝空破，或者四柱组合不好，不是凶灾连连，灾殃不断:就是终生不顺，一世孤寒。)“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

《坟》最初由北京未名社于1927年3月出版。内收入作者1907年到1925年间写的论文23篇，兼有古文和白话。作者说“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用它“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是留恋”。《坟》呼吁新的思想界战士，批判旧的伦理道德，揭露封建军阀的文化专制统治，揭示广大民众的奴隶地位，论证必须痛打落水狗的道理等等。

《华盖集续编》最初于1927年5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收入作者1926年10月前所写的杂文，加之后来的《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共33篇，是因为情形仍如前一年“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所以取此集名。在这一年中，鲁迅先生积极参与并领导了北京女师大运动，参加了现实斗争，有了切身的感受。他痛恨封建军阅的血腥统治，憎恶帮闲文人明目张胆地为屠杀者张目，笔墨中充满了愤激之情。这一集杂文中，不少是为女师大运动而写的。《无花的蔷薇之二》深沉凝炼，雄辩有力；《纪念刘和珍君》是对死难者的深情的悼念，又是对屠杀者的血泪的控诉，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文情并茂，感人至深。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回忆旧事的杂文集。1927年7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收入刊登在《莽原》上的10篇《旧事重提》，结集出版时改成此名。作者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10篇文章是作者对青年生活经历的回忆。儿时听到的传说，入塾前后的情趣，父病的磨难，师友的情愫，都写得清新、隽永、深沉，在质朴中蕴含着深深的感情，感人至深。

《而已集》是鲁迅先生1927年所写杂文的结集。共收杂文29篇，附录1926年写的一篇。1928年10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是作者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写出的杂文。此集的“题辞”中说:“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表达了作者对屠夫们的无比愤慨之情。《而已集》中的《答有恒先生》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残酯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记述了自己进化论思想被现实轰毁的经历，是研究鲁迅先生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既是对现实而发，也为对古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闲集》是鲁迅先生1927年至1929年三年间所写杂文的结集。收入杂文34篇，末附1932年作的《鲁迅先生译著书目》。最初由上海北新书局于1932年9月出版。撰写此集时正是鲁迅先生思想转变的过渡时期，其间，他与“新月社”、“太阳社”、“创造社”等进行革命文学的论争。因为创造社的成仿吾说鲁迅先生杂文“以趣味为中心”，“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鲁迅先生遂取此名，“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是鲁迅先生于1930年至1931年间所杂文的结集。收入杂文37篇。1932年10月由上海合众书店出版。左联成立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革命文艺的迫害，造谣说鲁迅先生拿了“苏联卢布”，还编印一本《文坛贰臣传》来攻击他。鲁迅先生承认自己“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他是与统治阶级存有“二心”的。这一杂文集完成于鲁迅先生世界观转变之后，更加显示出战斗的锋芒。出版后曾被国民党文化机关删得只剩16篇，出版社后以《拾零集》再版。

《南腔北调集》是鲁迅先生于1932至1933年所写杂文的结集。收杂文51篇，1934年3月由上海书店出版。当时，上海有位文学家写“素描”，说鲁迅先生的演讲“南腔北调”，鲁迅先生说“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并准备和还未成书的《五讲三嘘集》相配对，遂用“素描”里的话为杂文集命名了。

《伪自由书》是鲁迅先生于1933年1月底至5月中旬所写的杂文的结集，1933年10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鲁迅先生因郁达夫的介绍给上海《申报》的《自由谈》副刊写稿，说他“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碱”。《自由谈》的“自由”不过是一句反话。鲁迅先生的投稿，常换笔名，行文晦涩难懂，但终因其“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到五月初，编辑黎烈文离职，鲁迅先生也不得不停止向《自由谈》投稿。这一集中杂文，多数是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言行。

《准风月谈》是鲁迅先生于1933年6月至11月所写的杂文的结集。收杂文64篇，最初于1934年12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1933年5月25日，《申报》的《自由谈》发表启事:“呼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鲁迅先生认为:“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也可以“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借风月之题谈风云。于是屡换笔名写了战斗性根强的杂文，取此集名意在揭露国民党的文化专制统治，并含蓄地说明自己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

《花边文学》是鲁迅先生于1934年1月至11月所写杂文的结集。收入杂文61篇。最初于1936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当年的革命文学青年廖沫沙，有感于《申报》排斥、敌视鲁迅先生等左翼作家，欲著文攻击，却不镇误选了鲁迅先生署名“公汗”的《倒提》一文作为攻击对象。因为鲁迅先生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花边以示重要，廖沫沙便化名林默发表了《论“花边文学”)一文。鲁迅先生遂以《花边文学》为集名。

《且介亭杂文》是鲁迅先生1934年所作杂文的结集。1935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收入杂文37篇。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鲁迅先生当年住在上海闸北帝国主义越界筑路的区域，被称为“半租界”地区。故用“租界”两字各取一半以命名。鲁迅先生所生活和战斗的地方——“半租界”，实际上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缩影。这本杂文集的部分篇章是为揭露文化“围剿”而写的，是作者“在官民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

《且介亭杂文二集》是鲁迅先生于1935年所作杂文的结集。1935年末作者亲自编定，收入杂文48篇。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作者曾经回顾说:“凡在刊物上发表之作，上半年也都经过官厅的检查，大约总不免有些删削”，“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这本杂文集便记录了作者在如此文网森严的环境中的文学业绩。

《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先生于1936年所作杂文的结集。作者生前已开始编集，后经许广平编定，收杂文35篇。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出版。这是鲁迅先生生命中最后的一年，仍在“半租界”地段写作的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