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

中国古人的“五行说”，影响至深。

“五行”是一种迷信吗？其土木火金水之相生相克怎么来的？

简单地斥之为迷信，无疑过于“粗暴”。“五行说”之来源，其实与古人对天上同名的五大行星的长期观测，“天文”化为“人文”，且进行哲学概括有关。

何以为证？

《史记·天官书》：“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

太史公说：自有人类以来，世间君主哪个不观测日月星辰运行来制定历法？到了五帝和夏商周三代，天体运行规律和观象授时的重要性，就更被重视和发扬光大了——（戴）冠（系）带（者）为内，夷狄为外，使内外有别；把中原划分为十二州；仰则对天上的星象进行观察，俯则对地上的事物依天效法。所以，天上有日月，地上有阴阳；天上有五星，地上有五行；天上有诸多星宿，地上有很多州郡。天上的日、月、星三光，是阴阳二气精华凝聚而成；三光之气以地为本，圣人依此而统一天地实行治理。

这说得够清楚吧！

简单地说，地上的“五行”，是对天上“土、木、火、金、水”五个行星的“效法”，为“阴阳二气精华”之“凝聚”。

这也就回答了何以“五行说”是“五行”，而非“一二三四行”或者“六七八九行”。

古人观测“五星”，已经掌握了其为“行星”而非“恒星”的运行特征。

那么，地上的“五行”之“行”，是否仅是指“五星”的“行星”特征呢？

应该有此意。但是，古人还有更深的认知。

颜师古《汉书·五行志》注云：“谓之行者，言顺天行气。”

“五行”之“行”，所包含的更重要的含义，是顺应“天道”而“运行”之“气”。

可知，“五行说”，是古人根据观象授时所形成的“宇宙观”和“哲学观”——天为阳地为阴；阴阳转圜易变，产生“二气”；阳气和阴气，是万物形成的根本；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行”。

在地的“土、木、火、金、水”之“五行”，是古人心目中构成世界的最基本“元素”。

《尚书·洪范》：“初一，曰五行”。 “初”，指“最初”“开始”。

《洪范》，据说是箕子向周武王传授的“统治大法”。其中讲到了“九畴”——即治理天下必须遵循的九个“法则”，排在“初始”第一位的，就是“五行”。

又《洪范》：“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译作白话是——第一个“法则（畴）”，是五行：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水之特性向下湿润，火之特性向上燃烧，木之特性可曲可直，金之特性可以铸出各种模样，土之特性能够种植并收获庄稼。向下湿润致卤使味道为咸，向上燃烧致焦使味道为苦，可曲可直之木其味为酸，可铸塑的金属伤肤就使感到苦辛，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庄稼味道则是甜美。

插上一句，战国时期，人们讲到“五行”，先后顺序是“土、木、金、火、水”；汉代变成了“木、火、土、金、水”。《洪范》所讲，与此皆不同，当为古人更早的认知，在春秋之前。

这些更早古人的认知，把“五行”看作是世界的基本元素，并且将其与“五味”联系在一起。

不仅如此，很早的古人，已经把“五行”，与“五位”“五色”“五帝”“五神”“五祀”“五事”“五常”“五刑”“五谷”“五声”“五脏”“五嗅” “五畜”“五虫”等等相联系了。

何以如此？

这就又要回到古人通过观象授时，对“四方五位”时空统一观的认知。

（凌家滩遗址出土玉版洛书）

距今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发生了人类由狩猎采集向农耕种植的转变，这就是对人类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农业革命”。

中国，是世界上三个农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农耕，对于时令气候有着须臾不可分离的依赖。这让当时的古人，开始自觉地持续不断地从事观象授时的实践活动。

古人昼观日升日落，夜测月望月朔，斗转星移，寒来暑往，特别是通过立表测影，以“二绳”之法，确定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即“四方”。

“四方”，是空间概念，但又是时间概念，即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

（双墩遗址出土器物上的“八方九宫”图）

“四方”，相对于“立表”之“中”而言，由“中”而定，于是形成了“东西南北中”的“五位”。

在古人心目中，“五位”就是“天下”，就是相对于“天圆”的“地方”。

在此基础上，古人进一步探索，细致到将“四方”的四个“夹角”，古称“四维”或“四钩”，也作为方位确定下来，也就是“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因此，加上“中央”，形成了“八方九宫”概念。

距今7000年的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器物，证明那个时期，古人已对“四方五位”和“八方九宫”有了娴熟的掌握。

而距今5300年的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版洛书”，表明当时的古人，已对“八方九宫”有了“术数”化表达趋势。

这应该是后来各类“河图”“洛书”的渊薮。

古人以“术数”表示“四方五位”和“八方九宫”，亦与更早形成的“阴阳转圜”哲学相配合，形成了“天数”和“地数”的观念。

“天数”为阳，即“一三五七九”；“地数”为阴，即“二四六八十”。

《周易·系辞上》：“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系辞》说，五个天数和五个地数，在“五位”上相配，可以得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个变化，“当万物之数也”。

这就是古人“阴阳转圜”哲学的基本认知和思路——以观象授时所确定的“四方五位”，联系时空季节转换的规律，由天上“五星”转化来的世界上五种最基本的“物质”为代表，然后术数化，通过不同的五个阴阳之数的“相得各有合”，得出了世界上万物的不同变化“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还将空间、时间、星象、阴阳、五行等与颜色相配伍，形成了“五色说”——以东方青木、南方赤火、西方白金、北方黑水、中央黄土表示“四方五位”的空间，以及与时间、天文、哲学等等的相互关联。

中央之土的君主称黄帝，即由此而来。

有人说，“五行说”是战国中期的邹衍“发明”的，这个说法不靠谱。

“五行说”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过程，其起源一定在新石器时期，很可能距今7000年以上。

湖北荆门战国中期楚墓竹书《太一生水》，记载了天地阴阳宇宙观的生成，其中已有明确的“术数”表述。

《汉书·律历志》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胜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

这把《太一生水》的“术数”思想，表达得更明确——“五行”相生相克，化为万物。

“五行说”所包含的“阴阳转圜易变”哲学，是无数代先民、历经数千年“观象授时”的天文观测，逐渐归纳而成的。

其中，蕴含着极珍贵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