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宋建立后迅速实现大体统一，终结了唐末至五代十国以来的分裂局面，此后经过改革，宋朝农业、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经济文化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相比于经济文化的无人能及，宋朝整个对外战争都一直处于输多胜少，被动挨打，频繁签订屈辱条约的局面。
按理来说，经济文化的繁荣通常伴随着国力强盛，但是为何宋朝却是个例外，反倒同周边异族的对抗中不堪一击。究其原因，除了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影响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军事上对将领采用“将从中御”的政策。
“将从中御”政策指的是将兵权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作战时皇帝居中遥控或者御驾亲征，剥夺在外作战主将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出兵前绘制阵图赐予将领，在外作战的将领不得借口根据战况随意更改。
制度初显
“将从中御”雏形始于太祖皇帝，吸取了前朝教训，即自唐朝“安史之乱”到北宋建国的这两百多年时间里，政局动乱不堪，到了五代十国朝局更是频繁更替。
唐末时期藩镇兵力强大，中央政府兵力与藩镇相比几乎等同于萤火之于皓月，这自然造成了中央无话权的局面；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兵力集中在中央，但是拥兵者几乎全是武将，形成了“君弱臣强”的局势，所造成的结果就是政权频繁被拥兵自重的大将窃取，就连宋太祖上位也是因为自身在后周禁军经营多年，“士卒服其恩威”，慢慢的掌握了后周的兵权，在小皇帝登基后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为了防范前朝之事再次上演，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制定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同时对于军队管理方面开始频繁干涉。
一、牢牢掌握将士任免权和部队调用权
北宋军官的任免全部决断于太祖一人，古有记载：“当今兵柄尽出陛下掌握，至于一命之士，皆由旨授”，关于军官的任命必须要有太祖御笔批准，高级将领的任命自然不用说，必是太祖决断，这无可厚非。真正体现太祖在这方面独断专行的还属对下级军官甚至普通军官的任命上，任何人不得染指，即使是地方上厢军将领的升迁，宋太祖也：“用纸一大幅，题其上曰‘宣付指挥使某’，却不押号，而以御前大宝印之，军员得此极重，有一人而得数宣者。”即普通军官的任命，同样也需要宋太祖御笔决定。
关于禁军的调用，也完全是由宋太祖一人决断，“其有调发，则必需天子之命”。普通情况下的发兵，枢密院要先去御前征求同意，得到谕旨，然后再去殿前司，最后才可以发兵，但遇到了紧急情况，则必须要皇帝的亲笔谕令，然后三衙“宿卫诸将”们见到了御笔才可以发兵，如果没有，不管情况再怎么紧急，三衙“宿卫诸将”都要加以拒绝。由此可见，军队的调动完全掌握于皇帝一人之手，再没有任何人有这个权利。
二、战时御驾亲征或居中指挥
在平定二李和攻伐北汉之时，太祖皇帝御驾亲征，亲自指挥战争，除此之外，对于战争，太祖大多居中指挥，并不会授予在前线作战的将领临时决断的权力，在伐后蜀之时，统帅王全斌在出征之前就接到了太祖的命令：“全斌受诏，每制置必与诸将金议。”也就是说作为主帅的王全斌在战场上并没有决断的权力。
当然，在太祖时期并没有完全实施“将从中御”政策，例如讨伐南唐之时，对主将曹彬是这样说的：“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给予了曹彬先斩后奏的权力。
“将从中御”首次被提出
太宗端拱二年，“将从中御”第一次由户部郎中张泊提出：“伏自北戎犯顺，累载于兹，其故何哉？盖中国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也。”也就是说，张泊认为这几年战争失利，是因为兵力分散，将士不服从命令，所以要采用“将从中御”之法改变这一局面。
宋太宗听从了这一进谏，此后便在太祖的治军之道上再次加以发展，对将领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控制，除了对每位大将出征之前赐阵图、规划作战方略之外，还对军中将领进行牵制，派宠臣跟随军队出征，监督大将对皇帝命令的实施情况。《长编》对此事记载道：
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
此后这项制度便被视为祖宗之法一直传承，例如真宗时期曾“内出阵图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挥使高琼等。”宋神宗“每当用兵， 或终夜不寝”，直至南宋高宗时期都还通过大臣协助草拟作战方针，指挥前线将领作战，纵观整个宋朝，皇帝居中指挥前线的事件实在是不胜枚举。
“将从中御”之弊端
采用“将从中御”政策驭军，虽有效防止了唐末五代时期的“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等局面再次上演，将军队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也有效消除了军队对社会稳定以及皇权的威胁，从而实现“二百年军中不变乱”，“百年无内乱”的局面。
但，其中弊端也是很明显的，皇帝在出征前赐予阵图，制定作战方针，并命令将领不得擅自更改，这些举动严重限制了军队的灵活性，致使宋军太祖以后每次作战几乎都处于挨打的状态，总结宋朝自太宗到灭亡的所有战争，可以用输多胜少来概括，这其中胜利的战争还是前线将领违背皇帝“中御”之策争取来的，例如端拱元年袁继忠、李继隆在唐河之战中坚决抵制太宗的“中御”之策，看准时机果断出击，击败了辽军。
宋朝“将从中御”政策优点是有的，并不能一味的批判，只是在宋朝后世皇帝实施的时候没有把握一个“度”，这才变成了宋朝屡战屡败，对外积弱的重要原因。
参考资料：
《宋史》《长编》《崇古文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