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30年代初，在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陈恭禄与萧一山之间，围绕后者所著《清代通史》下卷，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主战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异常激烈的“文字战”。当年（1932），陈恭禄三十三岁，为金陵大学历史系讲师，萧一山三十一岁，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论战过后，后者搜罗各方辩论文章，辑成《〈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辨论集》（北平中华印书局1934年8月版），并特作一长序，从自身立场回顾“辩论”始末，从一开始得见陈文，“闻而色喜”，鉴于“讨论之责任”而“竭诚答之”，到无法忍受对方“强诬狡赖”，进而“痛心国难，疾首士风”，不得不“浪费笔墨，详函申辨”，透露心态的曲折变化。这一场以“学术批评”为导火线而引发的笔墨官司，此来彼往，步步升级，生动呈现了民国学界生态的复杂面相，文字锋芒背后，蕴含当时学人之基础素养及各自汲引的思想学术资源，公共媒体性质的大报副刊为“书评”所提供的发表空间也充满了张力。（详拙文《陈恭禄与萧一山笔战始末》，《南方周末》2023年8月4日）陈恭禄书评从“论历史方法与史料”（举例十余）、“论作者应有之态度 （举例凡三）、“指正书中错误”（举例凡十）、“指摘别字”（举例凡四）等四方面立论。最后一项，萧一山既诿责于“校对疏忽”，辩解说“印讲义作者均不校对，一委诸印刷局手民，故别字连篇也”，此处也不再赘。惟前三项兹事体大，质言之，包含了史法、史料、史观及史事考辨，荦荦大端，多关系“史学根本问题”者，与萧一山诸反论合观比勘，足资启发。窃以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发轫期的学术派分、暗中竞逐，在陈、萧二氏笔战文字中多有透露，藉此可窥1930年代学界主流、非主流各派在纠葛中并进的多元学风。
萧一山（1902-1978）
陈恭禄（1900-1966）
裘陈江编校：《陈恭禄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1932年，陈恭禄发表《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册》一文，针对“作者所用之材料”，从三个方面提出批评。一则，该用的“外交史料”没有用——
萧君编成此书，于各种史料，多未能利用，或未曾一读，如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为叙述外交必读之书，而书中关于联军之侵略，交涉之困难，双方之争执，战争之责任，作者全不明悉，其例见后。余如进觐、教案等，亦极肤浅，甚者全不切于事实。
再则，已用的局限于“普通书籍”，不仅范围太狭，而且性质不明——
作者所根据者，多为普通书籍，如稻叶之《清朝全史》，李泰棻之《近百年史》，薛福成之《庸盦笔记》及稗史等，从不问其所言来自何方，杂然抄袭，毫无主张，并证明其不知当时之情状。
三则，在具体利用层面，“抄”多于“析”，有类囫囵吞枣——
尤有进者，史料之利用，非抄袭之谓，乃分析其内容，辨别其真伪，考证其事实，然后引用。否则辗转传抄，仍是未消化未审核之史料，何必多此一举？萧君所抄者，殆为全书十分之一。如《天父下凡诏书》，原为关于太平天国朝中实况之重要史料，将其分析，一二页即可说明，作者乃抄入其大部分，多至八页，犹待读者自行认识。此不过书中百数十例中之一耳。
上述指摘，引发持续激辩，双方为证明自己读书不少，均使尽浑身解数，大开书目，高谈鉴别，多个回合争说不休。此中关键处，不止于直接证实或证否“作者参看之书太少，书中之错谬繁多”，更牵涉姿态背后相异“史料观念”的隐性竞争。
陈恭禄：《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册》，《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0月3日
一、“参看之书太少”？
在批评《清代通史》时，陈恭禄已有明确的史料分类意识，
史书之价值，视作者所用之材料及编纂之方法而定。史料可分为二，（一）曰原料 Primary source of Material, (二)曰次料 Secondary source of Material。近时著书立说者，莫不重视原料。清史之原料，浩如烟海，如大臣之奏疏、皇帝之谕旨、交涉之公文，以及当事人之公私尺牍、日记等。
他所不满者，在于萧一山于上述各种“原料”，竟至于“多未能利用，或未曾一读”。约略早于此，在中国近代史领域，有两篇里程碑性质的文献问世。一是1931年蒋廷黻出版《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该书《自序》宣示“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主张“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二是罗家伦在同年发表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1年第2卷第1期）一文，提倡“在写史书以前，史料丛书的编订，是必经的阶段”，依此推论，“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期，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陈恭禄批评萧著《清代通史》属于史料工作完全未备的条件下率尔操觚之作，这一见解正在蒋、罗二氏观念的延长线上。在他看来，先期出版的上、中卷，纯用土法炮制，取材已然旧陋，随着“新材料次第发见”，下卷的写作条件变化，作者仍未改辙易途，一味袭用“前法”编著成书，这是不思进取的表现。
谢国桢熟稔太平天国文献，对《清代通史》下卷第二部分的史料利用也有所批评，指出：“太平天国是近代史上的最要紧的事。近来发现讲太平天国的书如《金陵癸甲摭谈》、王韬手稿笔记、《贼情汇纂》等书，和欧洲各国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刊行诸书，都可以供参考。作者似乎尚未见及此。”
谢国桢：《新书介绍：清代通史下卷甲集二册（铜山萧一山著）》，《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 第6卷 第2号，1932年3-4月
史料为史家立身之本，当被问及“新材料”话题，萧一山并不甘以外行自居。他说：“近数年来，蒋廷黻先生以专治外交史名家，罗家伦先生言于太平天国史料多所搜集，此外俞大维先生及其弟大纲先生对于洪、杨事亦甚注意研究。”（《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致〈大公报·文副〉编者书并答陈恭禄君》，1932年11月3日）按民国二三十年代，故宫档案陆续开放，整理刊行，极大推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蒋廷黻遂有“《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之言，他本人在北平抄录军机处未刊档案，纂辑“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的工作卓有成效；约同时，刘复、程演生、俞大维等学人前赴后继，海外访史，在英、法、德等国搜辑太平天国散佚文献，均多创获。近代史料的进步，以“外交史料”和“洪杨之役史料”两方面最为显著，故萧一山认为“所谓新材料者，不外此二类”，至于“史料之来源”，则具体举出下列四种：
（1）英法所保存之史料及外人著述。
（2）档案及《夷务始末》。
（3）大臣奏议及专集、日记、尺牍等。
（4）公私搜藏之抄本及手稿。
萧一山表示“第二、三两种，在搜集上不大成问题”，第四种也可以尽量搜罗，补充前作，如南方发现之《贼情汇纂》一书，“《太平制度》一篇，当时仅《野史》可据，故多录之，今新书出现，当必据以更正无疑也”。只有第一种，即西文史料与著述，他承认“搜采至难”，暂无能为役，并以己推人，“以愚推测，外人记述有裨中史者，国人尚搜求无多，此业正在发轫”。
萧一山：《答陈恭禄君评拙著〈清代通史〉——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1月3日
中国所谓的“近代”之变，几乎与中外关系转向、外交得失成败有着一体两面的联系。蒋廷黻视外交史为“中国近代史的最要方面”（《〈清季外交史料〉序》），认为内政兴革与外交反应互为因果，其名著《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可以看作“外交史大纲”（王聿均《蒋廷黻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倡导》）。金毓黻认为，“近百年内，中国内政鲜有可述，对外关系，实居主位”（《中国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中国近代史”研究，其最重要的早期成果也几无例外地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
蒋廷黻的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整理工作，著其先鞭，陈恭禄追随其后，所著《中国近代史》同样关心中国如何“应付新时代之问题”，强调“外来之影响，乃为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中西冲突遂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中国近代史·自序》）。陈恭禄批评萧著，多承蒋廷黻观点，“大抵系专就外交史而言（即卷下之一章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事，不料附述充数而已”。萧一山的反驳也主要从“外交史”方面着眼。有意思的是，他颇推重蒋廷黻的研究工作，认为“蒋先生先从事于《夷务始末》及档案专集之整理，因辑《近代史资料》一书行世，剪裁有法，具见匠心，此不能以抄录原料等闲视之”，“蒋先生实不愧为外交史家也”，但却不认为陈恭禄有批评的资格：
倘蒋先生以其研究外交史之心得，批评愚书一部分之外交史，则愚膜拜顶礼，当进请教益。今陈君既未寻取原料，又不知通史与专史之义，惟据一二点以批评外交史，又据外交史之一章以批评全书，辄作全称肯定之辞。其误谬无过于此！偶窃他人一二余义，未察原委，辄发狂言，殊不知学问一事， 究非道听途说可得也。
在清末外交史领域，陈恭禄研究有素，堪称专家（1930年代前后，陈氏进入学术井喷期，除出版《中国近代史》外，还撰写、发表大量论文与书评，包括《批评〈中国外交史〉（曾友豪编）》（《时事新报·书报春秋》第46期，1928年）；《四国天津条约成立之经过》（《金陵学报》1931年第1卷第2期）；《评邢鹏举〈中国近百年史〉》（《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83期，1933年6月5日）；《甲午战后庚子乱前中国变法运动之研究（1895-1898）》（《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3年第3卷第1期）；《评〈远东国际关系史〉》（《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3年第3卷第2期）；《评杜冰波著〈中国最近八十年来的革命与外交〉》（《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第7期）；《孟世杰编〈中国近百年史〉》（《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第12期）；《曾国藩与海军》（《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4年第3卷第4期），因此掌握了较多发言权。萧一山则认为陈恭禄仅“据一二点以批评外交史，又据外交史之一章以批评全书”，是裹挟偏见的。
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
陈恭禄的批评，或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之嫌，但毋庸讳言，萧著《清代通史》“外交史”部分的薄弱，确为事实。萧一山撰写上、中卷时，因涉外关系史料匮乏，这部分已经问题较多。1934年，当时还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本科学生的夏鼐作文评论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外交史一部分，对象即上卷第五篇《中外之交通与会约》与中卷第四篇《十九世纪之世界大势与中国》，批评范围包括：（1）材料的分配布置，（2）史实因果的探求，（3）取材之未适当，（4）整理史料工夫之欠缺。他解释之所以专评“外交史”部分，理由在于——“余在近数年来所最注意研究的是外交史，而这书中最不可靠的部分刚巧也是外交史”（《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第5期）。
其他姑不具论，即“取材”一端，《清代通史》在“外交史料”方面的缺陷显而易见。除“于西人著述取材较少”（详后文）而外，下卷一仍前两卷旧贯，未能利用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最为人所诟病。当然这里有客观原因。萧一山解释说：
按《始末》印行于民国十八九年，拙著英法联军之役一章，系成于民国十五年， 故前后不相及。且不仅《始末》一书，即军机处档案，愚于民国十六年始得披阅，亦未能充分利用。故须加以修正，未敢冒然出版。
按官修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原藏宫中，秘不示人，要到1927年10月首次展出，蒋廷黻等人方始得以抄录，1929-1930年由故宫博物院陆续影印出版，学界方得以广泛利用。《清代通史》上、中卷成书较早，下卷讲义“英法联军之役”一章作于1926年，萧一山初谓从1927年开始对《始末》及军机处档案有所“披阅”，然“未能充分利用”，后改称“时短不及仅少取耳”，并在写作他章时“颇多”采用——
弟前文仅言作英法之役一章时，《始末》尚未出世，而讲稿第十章用《始末》者颇多，陈君知之否？弟因陈君原评，仅言英法之役一章事，故不涉及他章，真诚如此。陈君乃以“未出世”作“未一读”解，而强谓十五年未见《始末》，即为十八年以后未读《始末》之证，有是理乎？
已刊印的“英法联军之役”一章，与《始末》出版“前后不相及”，未用之，姑且情有可原，已撰成的讲稿第十章据说用之，然当时未出版，亦无从证实，可存而不论。不过，萧一山言不止此，更进一说：
弟谓陈君主西人之说，似曾受浅闻浮慕者之影响；主《始末》之说，似曾受整理官档者之影响，惟其史既毫无根底，而学又无常识，以致谬误百出，终未能得一当也。（《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再致〈大公报·文副〉编者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1934年4月28日）
这等于说，不用“西人著述”或《始末》一类新史料者，理由充分，无可厚非，主用此类新史料者，反而中心无主，思想不清，不过袭“西人之说”的唾余，用作压人的工具。此中学思纠葛，实有必要加以分说。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
二、“原料”“次料”孰轻孰重？
民国学人的“史料观”，包括区分史料为“原料/次料”“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基本认知，多受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作与观念熏染，以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89）与法国史家朗格诺瓦（C. V. Langlois）、瑟诺博司（Ch. Seignobos）《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1898）二种影响为巨，尤其后者排斥历史哲学，将史学方法论“技术化”，强调历史学的工作便是搜求史料、考订所搜得的史料、连贯所考订过的史料，极度契合史学专业化潮流，在华风行不衰，传播深广（关于二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参看李孝迁、胡昌智：《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第三、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陈恭禄很早接触过《史学原论》，对朗格诺瓦关于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分类法绝不陌生，他也了解美国学者约翰逊（Johnson）的《历史学家与历史证据》（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区别史料为记载、遗物、传说的三分法，尤其信奉英国学者克伦泊（C. G. Crump）《历史与历史研究》（History and Historical Research）一书提出的原料（Primary source）、次料（Secondary source）的分类法，也即今人所谓一手史料、二手史料之说，直到1960年代这一史料分类法在他眼中仍为“最好方法，足以解决一切疑难的纠纷”（《论史料真实性》，《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李孝迁、胡昌智：《史学旅行——兰克遗产与中国近代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按原料、次料的两分法，在1930年代已为众多史家采纳并使用。蒋廷黻编纂《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时，便明确指出：
资料分两种：一种是原料（Primary source），一种是次料（Secondary source）。简略说，原料是在事的人关于所在的事所写的文书或纪律；次料是事外的人的撰著。原料不尽可信；次料非尽不可信。比较说，原料可信的程度在次料之上。所以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
他相应提出三个“选择材料的标准”——择其信、择其要、择其新，且认为“比较可信的即上文所谓原料”。
陈恭禄对于“史料”的极端重视贯穿整个治史生涯。1934年发表《近代中国史史料评论》（《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3卷第3期）一文，首次较为系统全面地梳理了近代史料的种类与性质，列举并分析档案、官书、遗集、信件、日记、年谱、时人记载、禁书以及访问、小说、报纸杂志等史料的价值，其论点大多并不落后于今日史料学研究，文中总结：“以上所论之中西史料，几尽原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s，次料Secondary sources of Materials尚未论及。原料专供专家研究，次料盖为普通读者，指史家参考原料，辨别真伪，成立事实之后，综合其所得之结果，叙述成书也。”
1935年他在评价简又文《太平天国杂记》一书时，也就“史料选录”提出三个标准：
一曰信。史料可别为二，一为原料，一为次料。原料则指当事人之纪录，或纪载其所见及亲身经历之事件。次料则据他人所言或其记录而作之文字。自史料价值而论，大体上自以前者为高。二曰要。史料繁多，浩如烟海，尤以近代史为甚，决无一一印行之理，倘或细大不捐，读者除专家外，固不愿一读。三曰新。新指所言之史迹不见于普通史籍，而为新知识也。（《〈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5卷第1期）
陈恭禄：《近代中国史史料评论》，《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4年第3卷第3期
陈恭禄：《〈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5年第5卷第1期
陈恭禄的史料分类、择取的标准近同蒋氏，而对史料价值的判断，似更明快。他在引述原料、次料概念时，意在强调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这种分类方法其实可商榷之处颇多，史料的原始性本是相对而言的。他所理解的“清史原料”范围，大致包括奏疏、谕旨、公文、尺牍、日记等类，主张凡著书立说“必须参考”，方不枉为史学“纪律”。治史既首选原料，对于史著的评判也以其取材为重要判定依据，善用原料者为上，其余次之。他对于萧一山的批评即基于此种立场——
所可忠告萧君者，今日编著道光以后之清史，外交方面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最可凭信，其他断片叙述如《中西纪事》等书，普通书如《清史讲义》等类，虽须一读，要皆无足轻重。全集如曾文正公、左文襄公、李文忠公等书，均必须参看者也。今编历史，苟舍原料而用近于传说之次料，多无印行一读之价值。萧君自谓十八年讲稿为文史学院讲义，去年为书贾盗印，《筹办夷务始末》时已印行，萧君亦于书中明言此书，既未一读，何必引用欺人妄言耶？又何不修正前稿？固不能卸去责任。（《为〈清代通史〉下卷答萧一山君》，1933年2月27日）
针对《清代通史》下卷的外交史料利用，他认为大宗阙失（未能利用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本末倒置（舍原料而用近于传说之次料），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萧一山则以为此乃过甚其词，用官书、稗史的对立来否定“说部野谈”价值，论调失于绝对：
原料、次料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非以官书、稗史而分，实以事实之来源而分，故官书有时亦可为次料，而稗史有时亦可作原料。
萧一山甚至认为对方“并不知原料与次料之为何，故以教之”，其辩论策论，约分两步：一则批驳对方所谓“原料”非为“最可凭信”，再则论证自身所用“次料”实乃“自有价值”。他说：
就陈君之见而论，以《夷务始末》为惟一可据之书，而私家之纪载，毫不足凭。则野史之意安在？何为历来史家多反对官修诸史耶？试问著史者仅据一官牍而可成书否？即退一步言，官书可信以据矣，则似《夷务始末》者，若《平定罗刹方略》《平定粤匪方略》等等，清代所修者至多，而《东华录》亦此类，陈君何不主张并取为唯一之原料，而独厚于《始末》一书？即再退一步言，《始末》多奏疏及往来公文，仍系编纂之书，非原料可比，若原料者，军机处档案之价值远过于《始末》百倍，陈君亦知之乎？（以上两段，见《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再致〈大公报·文副〉编者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1934年4月28日）
萧一山反对视《筹办夷务始末》为“惟一可据之书”，认为“官牍”序列中《方略》《东华录》之类，即可与之并驾齐驱，至于性质更加原始的军机处档案，价值更“远过百倍”。按此处析论“原料”，分类尚较粗疏，而归《东华录》于清代官修，亦有误解。《始末》作为官书的一种，当然不可能概“原料”之全部。孟森论列明清史料，揭示“所谓史料，又分无数等级”，大致包括（1）未经任何整理（“最初未经文人之笔所点窜”）的原始档案、塘报、录供等，为“初级史料”；（2）进入文书流转程序的章奏、禀帖等，为“进一级之史料”；（3）“录送史馆”，已初步整理（“已征用史文句例点改”“按日排纂”）的起居注、日录等，为“又进一步之史料”，“其距勒为正史，则等级尚远”；（4）以上史料，由馆臣作成“长编”“外纪”等史抄；（5）“至修‘实录’，而一朝编年之史成”，然“逮修正史，则实录又成史料”（《史与史料》，1935年）。时至今日，史料规模愈大，“史料学”析之愈精，参照文书形成流转过程，清代史料可以做更加精密的排序。不过，史料排序关系并不直接等同于史料价值的递变关系，毋宁说，某种程度上，它只是反映了史料原始样态的存真程度。萧一山说：“若以《始末》一书而论，总署文件有档案为其原料，大臣奏疏有专集为其原料，外国照会有西文公牍为其原料，此书选汇，便观览耳。”他不以“官书”为“原料”的最顶级，诚有所见，惟原始档案的史料价值不必然高于官书。任何史料都可以区分若干层次，每一层次性质各异，功用亦不同。《筹办夷务始末》之于近代史研究的多重价值，迄至今日仍为识者见重。萧一山当年断言，“陈君以《始末》一书为批评弟稿之法宝，然其所读仅一二片段，而尚不能懂，弟自信所看比陈君为多，且能善用之”。然《清代通史》讲义失用《始末》之阙，终不容讳。萧一山又说：“弟用档案，非原料乎？若以《始末》官书，始为原料，弟用官书亦多矣，陈君知之乎？”然未举证。
学界有一说法，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于1922年成立“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后改称“明清史料整理会”），专责整理及研究明清档案，当时作为北大学生的萧一山“身与其役”，“所以他的清史参考资料，不但来源丰富，而且多为原始记述”（《萧一山先生文集》，刘季洪序）；“能够看到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材料，这就为他编写此书（《清代通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萧立岩《萧一山传略》）。萧一山并非国学门或史学系的学生，而就读于北大政治系，也一度参与内阁档案整理工作，据其自述：“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平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清代通史·叙例）虽“躬与斯役”，但“披阅所及，取证滋多”云云，说得比较模糊。实际上，今检《清代通史》初版各卷，并无直接引用军机处、内阁大库或总署档案者。萧一山后撰有《清代档案之整理与研究》《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等文章，凡述及“档案”部分，基本属于目录性质，亦有若干史学方法论的发挥，然均未涉本人整理、利用档案史料的经验或心得。结合陈恭禄的批评来看，萧一山早年在清代档案、官书方面，没有下过太多功夫，确近事实。（按新版《清代通史》相关档案资料的充实修订，是后来陆续追补，这一情况在他1961年所作“补记”亦可窥见一二——“本书出版已近四十年，国难重重，迄未修订。于此期间，新史料发现甚多，如军机处及内阁大库档案之整理，《夷务始末》及外交史料之印行，太平天国遗书文物之研究，各国秘档私藏之公开展览，凡足以证往谍传说之谬误者，皆一一加以删正，原缺篇章，亦为补充，又增数十万言”。）
陈恭禄：《为〈清代通史〉下卷答萧一山君》，《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2月27日
萧一山：《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再致〈大公报·文副〉编者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连载于《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7月7日、14日、21日、28日
萧一山声称“原料、次料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义近于陈寅恪所言“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但落实在《清代通史》，仍给人厚此薄彼、畸轻畸重之感。按陈恭禄的观察，下卷二册“所根据者多为普通书籍”。他对萧一山胪列所用之书，“辨别其内容，判定其可信之价值”，指出《中西纪事》《防海纪略》《国朝柔远记》“不过时人之观察，当时之传说，其中所叙史迹，多不足信”，《清鉴易知录》《清史纲要》《清史讲义》“浅陋不值吾人一读，固不能作为著书立说之史料”。（夏鼐检讨中卷“鸦片战争”一章，也有类似意见，指出“本章中的材料，大部分采自夏燮的《中西纪事》。《中西纪事》中的记载，大半得自传闻，不甚可靠。所以我在本章内所发现的错误，也就最多”。）对此，萧一山亦有说焉：
陈君又谓《中西纪事》《防海纪略》《国朝柔远记》等书皆不过时人之观察，当时之传说，其中所叙史迹，多不足信，而最可凭信者，为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是陈君重官牍而轻私家之言矣。岂亦知史学发展之通例乎？盖官牍最重于古代，而口碑渐兴于近日。弟书导言有云：“夫史实既准乎现象，而历史复昉于纪述，则天地之变迁，事物之源委，政教大纲，里巷琐谈，无论巨细，有纪述而昭示者，皆可为史，故官书、传记、稗史、口碑皆史也。至其虚饰增华，妄意捏造，托辞讽喻，或不足传信来叶者，辨而正之，亦史家之职志耳。”
萧一山为反击“稗史多不足信”“浅陋不值一读”之说，特别抬高近代“口碑”的价值，且加以理论阐发，同文引据名人之说，“蔡孑民先生序《明清史料》言官牍、稗史相得益彰之义甚详，可参看”（原文见蔡元培《〈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1930年），继而申论：
即再退一百步言，《始末》为最可凭信之上等史料，然其所举之事实，有以异于弟之稗史否？若《中西纪事》等书，为中国外交史之椎轮，皆自有其价值，非陈君可任意上下者。陈君因有憾于《清代通史》，而将《清代通史》所引据之书，一笔“抹杀”，宁不“武断”？
陈恭禄治晚清外交史，举《中西纪事》为例，“虽须一读，要皆无足轻重”，萧一山则反其道而用之，盛推该书，至谓“中国外交史之椎轮”，简直针锋相投。陈恭禄“重官牍而轻私家之言”，被萧一山认为“无史料常识而又‘离奇武断’之确证”，惟后者将官书与私记的史料价值直接“等量齐观”，似乎忽略了应有的“详辨慎取”的步骤。
又，陈恭禄批评萧一山“参看之书太少”，后者反讥“所谓‘普通书籍’及《清朝全史》等，尚不能全读，谓非浅薄而何？”
江上蹇叟（夏燮）著《中西纪事》二十四卷
三、如何取材于“西人著述”？
关于“外交史研究”的特性，蒋廷黻曾作有一著名论断：“外交史的特别在于它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史”应有的史料视野，陈恭禄同样不乏自觉，认为“必须打通中外隔膜，材料当博取考证，不可限于本国记录”，不过，他也并非一味崇洋，下一转语——“就质量而言，自以本国材料为重要”。
揆诸《清代通史》利用史料情况，在“英法所保存之史料及外人著述”方面的阙失，诚是一大短板。（王世杰1963年9月23日：“近日阅萧一山《清代通史》。此书共五册，不能不认为近今中国史学巨著。著者用力数十年，阅览甚博，此书确可供参考，文字亦可诵[文言]。但著者颇乏史识，为求博与‘迎合中国人喜读小说性的传记’起见，征引往往长滥。且著者显然不能看外文书，故议论记载只能以中国书为范围。此其缺也。”1973年8月8日：“续阅黎东方《细说清朝》。黎氏史笔虽不甚严谨，但其叙述究较萧一山《清代通史》为胜；以黎能参阅若干西方文献，萧则未能参考西籍。”林美莉编辑校《王世杰日记》下册，第1006、1525页。按王世杰所阅读者，应该是1963年定稿版本，而尚有“未能参考西籍”之讥，早期版本在这方面的缺失，更可想见。）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
陈恭禄为下卷“校对”出很多西方人名、专名方面的错误，尽管不能一言而决，但循迹追踪，不能不有所怀疑——“关于外人之事迹，萧君多不知悉。余疑作者殆未参看外国史书也”（《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册》，1932年10月3日）。
面对质问，萧一山无可否认，却自护其短，强为之辩：
陈君谓愚于西人著述取材较少，此为知言，愚不讳饰。然如Morse之书，为近人专讲外交史之蓝本者，愚固早读之矣。西人述中国事，其可靠性是否在中国人著述以上，犹属疑问。国人不知为系统的研究，惟窃取一二外籍，得其片辞只义以为宝，其弊与抱残守缺者正等。（《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致〈大公报·文副〉编者书并答陈恭禄君》，1932年11月3日）
按，“Morse之书”，指马士（旧译摩尔斯，Hosea B. Morse，1855-1934）三卷本名著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今译名《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为陈恭禄所推崇的外交史标准著作，辩论中屡次道及，“摩尔士利用英国史料，所著之书，颇有参看之价值”，“摩尔士《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详纪事之始末，尚望萧君一读，再发议论”（《为〈清代通史〉下卷再答萧一山君》，1934年8月11日）。萧一山声明自己对马士书并不陌生，“早读之矣”，但对“西人述中国事”一类书的“可靠性”表示怀疑，相应看低“外籍”在研究中的地位，甚至说出一些越界的话：
摩尔士之书，愚十四年前即读之，拙著并不违于事实，何必更借“洋大人”之言，以欺压全中国民众也。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11月第1版
有意思的是，萧一山一面主张不必“以外籍为宝”，一面又大量袭用日本学者稻叶君山（1876-1940）所著《清朝全史》。陈恭禄视《清朝全史》为“普通书籍”，不满萧一山“杂然抄袭，毫无主张”，惟未充分举证说明。这一点，在两年后夏鼐书评中得到了充分论证。该文指出“一部专门著作，对于材料的来源，应该逐一注明出处。本书对此，或注或不注，体例并不一致”，提示规范不严而外，又揭露“本篇中的主要材料，似多取之于中译稻叶氏著《清朝全史》”，通过二书对勘，证实萧书多陈袭稻叶书第二十八、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四十四、五十二至五十七等章，“除因袭《清朝全史》的错误以外，又增添了几个错误”，摘出史实、人地译名等讹误总计数十处之多（《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第5期）。
[日]稻叶君山著，但焘译：《清朝全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
按1914年4月，即清亡后第三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推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同年底，但焘中译本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八十四章，凡数十万言，自满洲部族起源，迄宣统帝退位，政治、经济、文化、边政、外交诸事俱备，被认为是“第一部全面叙论清朝历史的学术著作”，梁启超将之列为外人撰写清史著作中“尚可读”的“入门书”。据萧一山自述，《清代通史》横空出世的很大部分原因，即在与《清朝全史》竞胜。1932年，他致《大公报》答辩书，便作有说明：“愚于十三年前，因清史译本之刺激，而编著此书，举凡政治、学术、文化、社会、经济、外交、制度，皆无可凭之专史，筚路蓝缕，费力至多。”此处“清史译本”，即指《清朝全史》。稍后，他对撰述清史的最初动机，更详而言之：
民国三四年间，海上有译日人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书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著《清代通史》……使余努力以成草稿，借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为无人，斯余之素愿矣。（《〈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辩论集〉序》，1934年9月15日）
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辩论集〉序》，1934年9月15日
后世学者基本都接受上述说法，相信早在大学之前，萧一山就有感于风行一时的《清朝全史》“观点纰缪，疏舛颇多”，且深以国史假手外人为耻，遂有《清代通史》之作。不过，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筚路蓝缕”之际，萧氏既以超越稻叶其学为目标，又不得不对稻叶其书多有借助，尤其有关“外交史”部分，不唯谈不到订正舛误、超越原书，反而无以鉴别，以讹传讹，留下不少硬伤。夏鼐注意到，凡原书缺、漏之处，萧书一仍旧贯，并无力补正——
本篇中之西人姓名，多已循例附注原名。但对那些比较晦僻的姓名中，即有需要附注原名者，反不附注。这又是稻叶君山的不周到处，贻误及于萧著！
而原著错误处，萧书也是曹随萧规，误打误撞。夏鼐举证书中“抉择史料”之误，说他“不但自己上了他人的当，并且还要贻误读者”——
《清朝全史》中关于中西交通的几章，皆取材于西人著述,有时候简直等于翻译。其中不乏误译之处，以及所谓“手民之过”。萧先生取此间接之又间接的材料为据，本已失检，而又未与英法原文对勘，修正其错误之点，诚属可憾。
书中“小节错误”如误拼西字及误书年月，非止于简单的“手民之过”，而是因袭《清朝全史》的错误，包括：（1）有人名误书者，（2）有国籍误书者，（3）有到华年代误书者，（4）有命终年月误书者，（5）有书名误书者（《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第5期）。按稻叶之著《清代通史》，也非白手起家，自有其史源凭藉，所谓“取材于西人著述”，即包括马士、高第（Henri Gordier）等西方研究专书。也就是说，萧一山认为“可靠性”存疑的“西人著作”，不惟是《清朝全史》的取材蓝本，而且也是他全面因袭、据以申论而不自知的史料基础。年轻气盛的夏鼐，举出实证，也说了一通稍带讽刺的俏皮话：
萧先生妄抄错误译文，而又自己看不懂他所抄袭的译文，于是加按曲解曰：“日记有此条而上谕无之，盖以为小事不足辨解者也。”想像丰富之极，只可惜是“瞎子断匾”之例。
《清朝全史》采取Morse的书，但误译了这一段。萧先生上了《清朝全史》的当。其所增添的解释，也只是“瞎子断匾”。上面压根儿没有匾；瞎子却在下面津津有味地批评它的笔划的粗细优劣！
“瞎子断匾”云云，明显带有初生牛犊的意气，抛开这些情绪化的言辞，夏鼐之作确有充分的学理支撑，虽然当时他只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本科学生。从整体立论而言，明晰可见其秉承师教，坚持“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非多参考西文书籍不可”。书评最后一段特别致意：
听说萧先生在著作本书的时候，“年纪还不到二十二岁”，自然还没有机会来多读西书。现在萧先生既有机会到英国去读书，而国文方面的材料，又增加了《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等书，宜可旁征博引，重写本书。吾人将拭目以俟之！
夏鼐：《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第5期
《清代通史》对于西方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十分欠缺，是为软肋，不须隐讳。上述有关“西文书籍”见解，大多为陈恭禄所共有，其本人出身教会大学，著作以“多西人材料”见长，而批评萧书，亦集矢于此。夏鼐书评发表之际，萧一山正在海外访学，与陈恭禄笔战尚未结束。目前未见他对夏文的直接回应，但针对“陈君既言《始末》为惟一可凭之上等原料”“又迷信西人之说”，仍持续争辩，并采取了同时将二者“相对化”的辩护策略：
依弟之见，中国之著作官牍，与西人之著作官牍，只可当编述时参考之用。而必须先为系统之研究，不能据其一鳞半爪以为断，如前文所论，固未可谓某书为绝对的可信而他书则否。盖一书有一书之用处，非比而观之，不能定其取舍，此最浅近之史学常识，恐陈君亦未之能懂也。又如近人之盲目的迷信外人，袭取浮毛，吐弃故籍，不知外人著述，殊为滥易，其事亦多得自传闻，而又杂以成见，最著者则传教之士，与远征之夫。
萧一山游历欧洲，交际既多，眼界为之大开，经验自已不同。为证明“外人著述滥易”，可以直接引据西方名人之言，来直接打击辩论对手——“英之汉学家翟理斯（Giles）年八十七矣，屡与弟言其一生深恨外国教士著书言中国事，英人且如此，中国人不可以憬然乎？”
陈恭禄与之辩论“圆明园被焚之责任，实由于英使之主张”，认为萧书参引英文回忆录内容单薄，且译文“决不忠实，不足凭信”，举出“英人纪录关于此事者”尚另有著述四种（详后文）。此刻萧一山在海外所见西书，当然非国内可以同日而语，说话口气也硬了许多。他一面坚持旧作不引西书自有道理，“弟之不敢多引异籍，以其抵迕甚多，在未为系统的研究前，则宁取中籍而误，尚易改正，且立场不讹，如取异籍而误，则将有惑世之罪矣”；一面反过来指责陈恭禄开列西书目录出处可疑，“弟疑陈君从某处参考书目抄来，即不然，亦仅见其书面，而未阅其内容”，甚至有底气直接给对方上一堂西文史料课——“陈君如果欲研究英法之役一事，弟可以为彼开一参考书目，盖美国爱塞可斯研究所关于中国之书目，英法之役一节，有书二三十种，伦敦博物院虽无专题，弟估计亦当有数十种，而英国官书合报告之文，亦有一二十种，但恐陈君不能虚心以求教耳”。
如果说辨析“异籍”史料价值，尚属技术讨论，那么批评“迷信外人、吐弃故籍”，已带有若干言外之意，至于说“借‘洋大人’之言，以欺压全中国民众”，无疑上纲上线了。萧一山致《大公报》文副主编吴宓函中发挥的一种悠远的“感想”，便典型地反映了此类思路：
弟书至此，颇有一种感想，因中国时髦学生及不通之留学生，常以几个外国文字夹杂在国文中，无论有无必要，即借此以炫人，而人亦以其懂外文、知洋务重视之，实则彼并不懂外文，不悉洋务也。此为一般不悉外情者，盲目迷信外人之由来也。又近年以来，纯用国学，不能骗人矣，纯用西学，亦不易骗人矣，则假西人言中国事者以骗之，因懂国学者，不谙西文，懂西学者，不谙国故，介乎两者，术斯巧矣。此为一般不悉国情者，盲目吐弃故籍之由来也。此种风气，如不打破，则中国学术，永难得真实发展之望，不知先生以为然否？陈君固不足责也。
此处将提倡西学者，一律贬斥为“不悉外情”“不悉国情”，而惟有“炫人”“骗人”伎俩，仿佛上文辩论中、西史料差异，引申至史观高下，进而上升到民族心理、夷夏竞争的层面，距离学术讨论的初衷已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