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头”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对我军早期的发展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山头”是我们在了解党史和军史时，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负面词汇，而是在客观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在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有军阀割据混战的大背景下，在红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时间过程中，人民军队注定了只能在军阀统治薄弱的地区、省与省的交界处、地形复杂的地区诞生、存在和发展。

所以，我们最早的根据地往往强调地理方位，比如：湘鄂边、鄂豫边、赣南、闽东、黔东等等（是“边”、“东、西、南、北”，而不是“中”）；早期红军活跃于大别山、井冈山、洪湖这些地形复杂的地区也是这个道理。

对地理条件的严重依赖，不仅造成了红军的分散性，也导致了红军不可能在经济富庶、人口稠密的大城市和大城市周边地带发展，这严重限制了红军力量的发展，导致红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注定属于实力相差悬殊的一方。

所以，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星星之火”，一方面是强调红军力量的弱小，另一方面则是强调其数量之多，但是这个“多”，是在分散性的前提下存在的。

由于天然的地理阻隔，加上交通落后，讯息迟滞，战事频发等原因，各个分散的根据地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较为独立的人事组织系统。这便是山头的由来。

山头是客观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是红军发展的必经阶段。

尽管红军分散各地，但他们的经历大致是相同的：大部分都是通过“起义”建立起一支红军部队和一块“根据地”，然后国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前来围剿，我方则展开“反‘围剿’”，之后部队开始转移，经历“长征”，与友军“会师”……

毛主席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要消灭山头，首先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

毛主席指出：

“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

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

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363页。）

至于消灭山头主义的条件，毛主席认为：

“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毛泽东文集》第 3卷，第 253页。）

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山头”这个概念出发，将这三大时期的人民军队的发展情况做一个简明的梳理。

以此为切入点，对我们了解党史军史，必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一日千里的功效。文章较长，希望大家耐心阅读。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如有疏漏之处，也望大家给予指正。

首先当然是从红军时期开始。

红一方面军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徳同志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红一方面军由于长期直接受中央统辖，所以又叫中央红军。

在红一方面军中，红一军团是绝对的“老大哥”，后来有一个说法叫“双一”，说这个人是“双一”出身的，指的就是他来自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

红一军团的前身是大名鼎鼎的朱毛红军，也就是红四军，红四军是由毛泽东和朱徳率领的部队会师后形成的。

1927年9月，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把部队带到了井冈山上，并收编了王佐、袁文才这些井冈山地方武装，创建了井冈山根据地。不久后，朱徳、陈毅、王尔琢又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后的农军上了井冈山，井冈山会师后，便组成了红四军。

再以后，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平江起义的部队——红五军也上了井冈山。

陈士榘上将晚年回忆说，当年井冈山上的人分为四批，一是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后的部队，二是朱徳、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后的部队，三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的部队，四是“山大王”王佐袁文才的部队。

陈士渠本人是跟着毛主席从秋收起义中出来的，所以他自称“正宗井冈山”。和他一样是秋收起义出身的人还有罗荣桓元帅、谭政大将、张宗逊上将等。从陈士榘的话可以看出，红四军内部其实也可细分。

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上井冈山后，给养的问题很快就凸现了出来，因为井冈山地区的人口和粮食产量都不足以养活这支上万人的军队的生存，加上外部还有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和围剿，井冈山的生存条件越来越恶劣。

当国民党再次率军前来围剿之时，大家召开会议商量对策，最终决定让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红四军下山，向赣南和闽西发展。一来缓解红军目前的困难，二来是想围魏救赵，打破敌人对井冈山的围剿。

从后来的历史看，走下井冈山，对红一方面军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朱毛率领着红四军下山挺进赣南和闽西，先后建立了赣南根据地和闽西根据地。当时闽西根据地的领导是邓子恢、张鼎丞，部队番号为红3军，不久后，这支红3军和红5军合编为了著名的红一军团。

而与此同时，从井冈山突围的彭总、滕代远、黄公略也率领着红5军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后来，红5军与李灿、何长工领导的红8军合并，组成了红三军团。后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从百色起义中组建而来的红7军也被编入了红三军团。

1930年8月，一、三军团会师后奉命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当时一方面军的总兵力大概是4万人。

经历过三次反“围剿”后，一方面军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在31年12月，国民党之第26路军发起了宁都起义，全军1.7万人加集体入红军，这支部队被编为红五军团。军团总指挥季振同、政治委员萧劲光、副总指挥董振堂。

五军团和一军团、三军团被称为一方面军的三大主力。

红五军团的军史是非常曲折的，在长征期间，红五军团主要负责殿后任务，是各部队中损失最重的一支。而陈树湘率领的34师又是后卫的后卫，陈树湘的故事在此不赘述。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五军团被划入归张国焘指挥，没有跟随中央北上。四方面军北上后，他们被划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

三大主力外的4个军团

除了上述的三大主力外，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又先后成立了6、7、8、9军团这四个军团。

这四个军团的成立，离不开一方面军长征这个大背景。

第五次反“围剿”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了堡垒推进的战术以及由于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和政策，中央苏区一度被压缩到不足7个县的大小，一方面军损失惨重，中央最后决定展开长征。

长征也要讲究策略，不可能所有人一起朝一个方向前进，而是要布置疑兵，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主力部队分担压力。

最先奉命开始长征的，是红7军团，著名的粟裕大将是这个军团的参谋长，他们被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奉命北上，通过开辟新的苏区来缓解蒋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

他们进入闽浙赣根据地后，与和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合，两部合编为红10军团，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为军团长，粟裕为参谋长，刘英为政治部主任。

红10军团成军不久，就发生了谭家桥战斗，红10军团在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只有粟裕、刘英带着一小部成功突围，粟裕的故事在新四军还会说到。

红6军团在红7军团动身后也奉命西征，他们西征和7军团北上的目的差不多，都是“一为探路，二为调敌”。

6军团在军团长萧克和政委任弼时的率领下最后西进到了黔东一带，与贺龙、关向应、夏曦所率领的红2军团完成了会师。

因为红6、7军团被调走，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手下就只剩下了5个军团，也就是三大主力军团加红八、九军团。

红8军团是在仓促中成立的，它从一开始就比较弱，属于人少枪多，该部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不久后被取消番号，并入担任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中。

从34年9月成立，到34年12月撤销番号，红8军团只存在了3个月的时间，其军团长周昆在抗战后曾担任115师参谋长，并于38年离奇失踪。

红9军团军团长为罗炳辉，政委为蔡树藩（后改为何长工）。红九军团是一支很能打的部队，其军团长罗炳辉曾被称为“神行太保”、“战略骑兵”，位列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可惜于1946年病逝。

四渡赤水期间，罗炳辉奉命率红九军团离开主力部队，并伪装成主力部队进行佯动以牵制追兵，在成功达到战略目的后，独立在贵州、四川和云南边境地区活动52天，行程1000多公里，最后在四川西昌境内与红军主力部队重新会合。会合后，他们又接替红五军团承担全军的后卫任务。

中革军委领导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在接见军团政委何长工时，曾高度表扬他们的贡献。为犒劳红九军团的指战员，庆祝其胜利，中革军委还专门下令给红九军团的指战员下鸡丝面吃。可见红九军团的历史作用之巨大。

因为任务艰巨、伤亡较大，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9军团被缩编为32军。不久后，他们被划入右路军（四方面军），归张国焘指挥，并随之南下。

贺龙、萧克率领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后，他们和这两个军团一起组成了红二方面军。成了红军中唯一一支归属过三个方面军的部队。

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二是萧克、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三是罗炳辉、何长工领导的红九军团（32军）。

红6军团和红9军团都来自一方面军：红6军团长征“一为探路，二为调敌”，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先遣队，红9军团则是“战略骑兵”。

红9军团已经介绍过，这里主要说红2军团和红6军团：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和周逸群奉命到湘西领导发起了桑植起义，先是组建了红4军，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又通过不断地发展，创建了红6军和鄂西根据地。

后来红4军和红6军会师，合编为红2军团。红2军团在夏曦的领导下发展得不是很好，一度因为减员被缩编为红3军，在和萧克、任弼时率领的红6军团会师后才恢复了二军团的番号。

红六军团在34年7月奉命西征，前往湘鄂西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探路。萧克上将是军团长，王震上将是政委，任弼时同志是军政委员会主席。

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他们最终在贵州木黄与红3军会师，史称“木黄会师”。

木黄会师后，二、六军团并肩作战，发起湘西攻势，恢复和建设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形成了以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关向应为核心的领导力量。

35年11月，他们奉命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一路渡过金沙江，翻越玉龙雪山，最终与红四方面军完成了甘孜会师。

会师后，二、六军团和被划归四方面军的32军（即一方面军罗炳辉的红9军团）一起被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并与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最终才有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宁会师。

萧克晚年在回顾二方面军军史时曾写道：

“二六军团，历尽艰辛。
木黄会师，三军欢唱。
八千健儿，挥戈东向。
沅澧汹涌，狂飙燎原。
赤区重建，湘鄂川黔。
抚今追昔，怀梵净山。”

这是对二方面军军史一个很好的总结。

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的骨干部队来自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他们主要活动的地区是鄂豫皖根据地。

黄麻起义后的部队是红31师，商南起义后的部队是红32师，六霍起义后的部队是红33师。后来，这三个师被合编为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副军长徐向前。

再后来，红一军又和鄂豫皖的另一支部队红15军会师，合编为红4军。

看得出来，红四军这个番号是非常受欢迎的，朱毛红军和贺龙在洪湖组建的部队都叫红四军。而且神奇的是，这三支红四军也都成了三大方面军的骨干和前身。后来的新四军也叫四军。

1931年4月，张国焘、陈昌浩在“大魔术师”顾顺章的护送下进入了鄂豫皖苏区，并组建了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按照规定，中央分局可以直接代表中央行使权利，所以身为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的张国焘实际上就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军政负责人。

这年11月，红4军和刚成立的红25军被改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初时共有3万多人。

一年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张国焘的决策失误，四方面军被迫放弃鄂豫皖，转战至四川陕西一带，建立川陕根据地。

之后，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虽然创造了以8万对战20万，歼敌10万的光辉战绩，但此战之后，其元气也大大受损。

为了打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并策应红一方面军，四方面军开始转移，并最终与一方面军完成了懋功会师。

当时四方面军欢迎一方面军的口号是“欢迎30万中央红军”，而实际上，此时的中央红军在经过一次次残酷战斗的洗礼后，只剩下了不到2万人，麾下的部队只剩下了4个军——1、3、5、9军团。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这4个军团取消了军团的番号，改称红1军、红3军、红5军和红32军。红四方面军下辖的5个军，即4、9、30、31、33军番号不变。

两军会师之后便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央确定了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徐向前回忆录记载，当时徐向前和陈昌浩都赞同两个方面军集中力量一起北上，但张国焘却力主将两个方面军分为左右路军分头行动，中央最后采纳了张国焘的意见。

按照计划，右路军为打通北上通道的主力先头部队，左路军应该向右路军靠拢。但是张国焘在后面却变了卦，他以种种理由拒绝向北靠拢，甚至发出了一封意蕴深长的电报。最后中央只能连夜率领一、三军单独北上。

中央率部单独北上后，右路军的余部和左路军一起南下川西南发展，不久后就与蒋介石的大军发生了百丈关战役，此战成了南下方针破产的标志，四方面军在南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在与2、6军团甘孜会师后，张国焘最终同意了北上。

1936年9月9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

陕北红军

与张国焘分裂后，中央率1、3军团和中央纵队组成了陕甘支队一路北上，这支部队仅有7000人左右，途中还经历了腊子口战役，损失了1500人左右。情况之危急，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当时中央的计划是率领这支陕甘支队一路北上进入外蒙，接受苏联的援助后再打回来，这无疑是非常凶险的。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之路，在陕甘支队进入甘南哈达铺后，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大公报》，并发现在陕西的吴起镇一带，有徐海东、刘志丹的部队在活动，中央当即放弃北上计划，决定向东北与陕北红军会合，并最终在陕甘吴起镇会师。

毫不夸张地说，陕北红军的及时“出现”，扭转甚至挽救了红军的命运。

当时的陕北红军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刘志丹和谢子长等人领导的红26、27军，他们长期在西北活动，是西北的本土部队；另一部分是由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25军，他们是外来部队——来自四方面军的。

红25军是这样来的：32年10月，四方面军被迫离开鄂豫皖。在他们转移之前，留下了一支部队在原地继续坚持斗争，这支部队是红25军。其核心的领导人物是徐海东、吴焕先、戴季英、郑位三（沈泽民影响最大，但去世很早）。

1934年10月，程子华由鄂豫皖交通员石健民领着到达鄂豫皖，传达中央指示要求红二十五军参与长征，以调动国军转移、减轻中央红军长征压力。

不久后，红25军开始向北长征。永坪会师后，他们与刘志丹领导的26、27军合编为了红15军团。

严格来说，陕北红军专指刘志丹领导的陕北本土部队，但从广义上说，徐海东领导的部队可以理解为陕北红军，因为他们在接应中央红军方面，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一样的。

陕北红军中的代表人物有很多，比如谢子长、刘志丹、徐海东、吴焕先，还包括高岗等人，但他们中大多数都牺牲了，有的也因为离开军队错过了55年的授衔（程子华、高岗），于是徐海东就成了仅剩的能够代表陕北红军的将领。

尽管后来徐海东因为伤病错过了半个抗战和整个解放战争，他还是在开国十大将中位列第二，在十大将中仅次于粟裕，从这一点就足以看出陕北红军在党史和军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中央率领陕甘支队（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后，又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这支新的一方面军下辖两个军团，也就是由陕甘支队改编成的红一军团（红3军团番号取消，被并入红一军团）和陕北的红15军团。

再后来，红一军团和红15军团被改编为115师的343旅和344旅。

南方游击队

徐海东的红25军是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时留下来的部队，而红25军在离开鄂豫皖北上时，同样也留下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就是由是高敬亭领导的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

同样的，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长征之前，也留下了一部分人马在原地斗争，他们的主要领导者是项英、陈毅等。他们后来从中央苏区突围到了赣粤边游击区，与在此地活动的李乐天、杨尚奎会合。

而在谭家桥战役后，突围后的粟裕、刘英也率领红10军团残部继续浙南游击区作战，并与闽东的叶飞会合。

除此之外，还有闽西的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闽粤边的钟民、刘国兴等等，活动地域遍及南方八省13个地区。

这些人没有随红军主力长征，但是在那三年里，却经历了不亚于长征的艰险。

虽然严格来说，他们并不能算作一个山头，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具备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但是作为一个未参加长征，却同样对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他们的存在和功绩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在授衔时，也需要额外考虑这一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散布在南方八省13个地区的部队接受国民政府改编，他们被合编为了著名的新四军。

新四军军长叶挺，政委项英，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38年9月，原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调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而此时的红一方面军也被改编为了八路军115师，红二方面军被改编为120师，红四方面军被改编为129师。

115师和东北野战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一方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115师，师长副师长为林、聂，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115师下辖两个旅，还有若干独立团、骑兵营、炮兵营。这两个旅番号是343旅和344旅，343旅实际就是前陕甘游击队（红一、三军团），344旅则是前徐海东的红15军团。

115师在抗战中一分为三：

①、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率115师师部及主力挺进山东（师长受伤去了苏联治疗），与在那里坚持多年的山东纵队并肩作战。

山东纵队是怎么来的？山东作为一个“革命老区”，从参加过“中共一大”的王尽美、邓恩铭开始，就有我党党员在那里长期活动。

1937年，山东省委先后组织徂徕山、天福山、黑铁山、泰西等地组织武装起义，陆续开辟胶东、鲁中、鲁西、清河、湖西、鲁南等小范围抗日根据地。

38年年初，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前往延安，向中央汇报过去几年来的山东的工作情况，并请求中央派干部到山东工作。

毛主席当即表示同意，并派张经武率领一批长征干部和黎玉一起返回山东，不久后山东各起义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王建安（上将）任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

但毛主席看重山东，不久后又命令罗荣桓、陈光率领115师主力进入山东，进一步补充山东的力量。

经过复杂的人事变动后，1943年，中央最终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和山东军分局书记，罗帅成了山东地区的“一把手”。

到抗战胜利前后，山东军区已经发展到了27万人，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毛主席曾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

②、另一部分由师长聂荣臻率领，在晋察冀开辟根据地，所谓“前有鲁智深，后有聂荣臻”是也。晋察冀军区就是后来华北军区的前身。

具体的历史经过是：八路军主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阳明堡大捷后，八路军总司令部离开五台山，副师长兼政委的聂荣臻奉命留下建立根据地，展开游击战。其麾下有杨成武的一个独立团、一个骑兵营，另有两个连及一批军政干部，约二千人。

晋察冀军区由此成立。

晋察冀军区除了聂帅带去的部队，还在后来加入了两支部队：

第一支是吕正操（开国上将）建立的冀中根据地（“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吕正操率所辖691团趁东北军53军南撤之际，正式脱离了国民革命军，投入我军，史称“小樵易帜”，吕正操旋即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着手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

第二支是李运昌37年在冀东起义后创建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1956年，毛主席在同李运昌的谈话中称赞他说：“在抗日的关键时期，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你成功建立了‘无人区’里的抗日根据地，写下了一段抗日战争史上的新鲜战例。”“没有你李运昌，就没有冀热辽抗战的胜利。”建国后，李运昌调到交通部工作，未授衔。

③、115师的第三部分是344旅（也就是红15军团）。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徐海东病后由杨得志（原为343旅685团团长）代理旅长职务。

该部也一分为二：

代理团长杨得志率一部分开辟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后来被划入晋冀鲁豫军区；

政委黄克诚率领一部分一路转战至苏北，与彭雪枫会合后一起开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这一部分后来被编为新四军3师。

后来抢占东北的时候，罗荣桓从山东军区派出了9万人（6万战士，20个基干团计3万人，共计9万），这9万人就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也组织了11个主力团和大量干部进入了东北；黄克诚在抗战结束一个月后就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去了电报，建议速去东北，他所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3万多人很快也进入了东北。

可以说，后来四野能发展出百万之众，最初的班子大部分来自115师。

120师和西北野战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部主任关向应。

抗战初期，120师除359旅718团和师直属五个营留在陕北担任保卫河防任务外，其余主力八千余人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开辟晋绥根据地。

1938年12月，根据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军委决定由贺龙、关向应率领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三项任务；一、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二、帮助冀中三纵队；三、壮大自己力量。

1939年8月，因国共摩擦，贺龙率120师返回晋绥，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由于其承担后方防守工作，和陕甘宁靠近，1942年，为了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中央命令将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委高岗）和晋绥的部队合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为司令，关向应为政委（因病由高岗代理），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就是西北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的前身。在延安保卫战期间，彭老总主动请缨，担任了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两万余部队和胡宗南的二十多万大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西野也是5大野战军中作战条件最艰苦，敌我力量相差最悬殊的一支。

129师和中原野战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四方面军（除去西路军外）改编为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张浩。

129师在刘伯承的率领下进入晋东南，建立晋东南根据地。

其中，129师下辖的385旅和386旅（旅长分别为王宏坤和陈赓），先后建立了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

38年1月，陈赓的副旅长陈再道又率一部东进到冀南，创建了冀南军区。

41年4月，根据北方局建议，鲁西33个县也划入其管辖。晋东南根据地经过数年发展，最终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

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中的4个纵队12余万人组成南征野战军，在刘邓的率领下挺进大别山；陈赓兵团8万余人则挺进豫西，在左翼配合刘邓大军。48年5月，陈赓兵团归建，同时成立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这便是二野的前身。

晋冀鲁豫野战军离开后，副司令员徐向前率领6万晋冀鲁豫地方武装，对抗山西阎锡山30万大军。临汾战役后，晋冀鲁豫军区被划入华北军区，徐向前领导的晋冀鲁豫部队也被改编为华北一兵团。

华北一兵团在解放太原期间，迎来了全军大整编（西野改为一野，中野改为二野……），改番号为18兵团。

太原战役结束后，18兵团被划入彭德怀的一野，前往西北参战，后又在贺龙的领导下从秦岭入川，重新回归了正在进军大西南的二野的编制，算是回到了老部队。

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四军成立。军长叶挺，政委项英，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38年9月，原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调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之所以叶挺选择新四军这一番号，是由于我党以前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有很少渊源，新四军有继承“铁军”的精神之意。

皖南事变是新四军军史上的大痛，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将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和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

除了一、二、六、七师这4个师（师长分别为粟裕、张云逸、谭震林、张鼎丞）是在南方三年游击部队的基础上组建的。

其余的3个师——三、四、五师，都是八路军后来加入的，这三个师的师长分别是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

其中，黄克诚来自115师344旅，他的故事前面已经说过。

彭雪枫是自己带人在河南确山训练抗日武装，组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来被编入新四军。

李先念的五师名义上属新四军，但它归中央直接领导，这支部队也是李先念同志从延安带一部分干部过去自己发展起来的。到抗战后，中央以该师和120师359旅旅长王震率领南下支队、太行军区副司令王树声开辟的河南军区为基础，建立了中原军区。

为什么南下的八路军要给改编加入新四军呢？大概是因为八路军被允许活动的区域在北方，新四军的区域则在南方。

抗战胜利后，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东北成了我军发展的重中之重，晋察冀军区和山东军区以及新四军黄克诚部纷纷派出大量人手进入东北，新四军的主力也随之进入山东，填补山东军区罗荣桓率部离开后的空缺。

46年1月，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成为了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

新四军主力离开后，中央决定组建一支新的华中野战军在原新四军主力活动的区域坚持斗争，这便是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由来，毛主席曾想让粟裕担任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司令员，但粟裕坚持让老上级张鼎丞担任军区司令员，自己当野战军司令。

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下，中央有意识地放弃了一些南方根据地，“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到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毛泽东文集》）。

放弃中原军区和中原突围就是在这一政策的指示下发生的，但粟裕指挥的华中部队，硬是在苏中打了七战七捷后才撤向山东，给毛主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6年10月，军委电令两支野战军应该“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鲁南战役结束后，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正式合并，编组为华东野战军，辖9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

这便是三野的由来。

“华北野战军”

解放军的5大主力，至此已经介绍完4个，剩下的一个就是“华北野战军”。

之所以要在华北野战军上加引号，是因为在解放军的序列中并不存在“华北野战军”的番号，只是由于其余四大主力部队均称为野战军，才有了这个称呼。

华北军区的前身是聂荣臻率领115师一部创建的晋察冀军区，后来又有吕正操、李运昌的加入。再后来，又有晋冀鲁豫军区的并入。

华北军区成立后，下辖3个兵团：

华北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是徐向前领导的原晋冀鲁豫地方部队；

华北三兵团（后改为第二十兵团）的司令员为杨成武——聂帅在晋察冀军区草创之初，凭借的是就是杨成武的115师独立团、一个骑兵营，约二千人。华北二兵团又称“杨李兵团”，因为司令员是杨成武，政委是李井泉、李天焕之故。

华北二兵团（后改为第十九兵团）也叫“杨罗耿兵团”，司令员是杨得志、政委是罗瑞卿、参谋长为耿飚之故。

·前文说到，杨得志原是115师343旅685团的团长，徐海东病重后，他被调到344旅担任代理旅长，并和政委黄克诚各带领一部创建根据地，杨得志创建的是冀鲁豫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后来被划入晋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也因此成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

如果不出意外，他本应该二野的人，那他是怎么到的华北呢？

46年，杨得志率领一纵参加保卫晋察冀军区的承德战役，结束后，杨得志在115师老首长聂荣臻的要求下留了下来，1纵在政委苏振华的率领下回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

之后，杨得志接替了郭天民（开国上将）晋察冀军区2纵司令员的位置，郭天民则去了晋冀鲁豫军区担任副参谋长，其中的故事之前的文章已经讲过。

杨得志后来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指挥了清风店、石家庄等经典战役，48年5月，升任华北3位兵团司令员之一。

华北三大兵团参加完太原战役后，除杨成武的20兵团则回到平津驻防，归中央军委直辖外，18、19兵团都被划入了一野建制，杨得志也因此参加了陇东追击战、兰州战役、宁夏战役等。

（完）